在《據報有人寫小說》的作者簡介裡，我寫到自己「現正職讀書，秘撈寫作，有時停下來看鳥。或貓。」我想現在的我無法以「正職」和「秘撈」以外的關係來形容「學生的黃怡」和「寫小說的黃怡」的關係：一直提醒自己要抱持學生應該有的自律，另一方面不斷尋找或製造空檔讓自己能靜下來寫作，從初中開始喜歡上寫作到現在小說結集成書，心態大概都是這樣沒變。 小說作者與學生身份交纏得最緊密時，大概是我在《明報》定期發表的高中年代。那時因為袁兆昌的牽引（詳情請看《據報有人寫小說》書末後記），由中六開始，我既是「高中生的黃怡」，亦是「寫小說的黃怡」：每星期收集新聞題材，星期三或四定下題目，星期五凌晨爬起床把新聞寫成小說，寫完就直接換校服上學、在空堂或 lunchtime為小說作最後的修改然後寄出——到了星期天，就能在《明報》〈星期日生活〉讀到以那星期的時事為題材的單元小說，這樣的作息時間表一直循環超過一年。
我猜我既然是學生，也就無法把和小說寫作或發表有關的事完全排除在校園以外。我不會在上課時偷偷寫稿或看課外書，但高中的課室常是我交稿與收集小說題材（和角色名字）的場景；小說結集成《據報有人寫小說》前的最後一些準備，是我凌晨在大學電腦室裡用msn跟袁兆昌（責任編輯）談的，那時另一個msn窗口連接著一起寫報告的同學，為幾天後導修課的報告一起焦頭爛額。學業和寫作同步操作的情況，大概就是這樣了。
只是小說作者和學生的身份如何共存，似乎是個讓我身邊的（大）人很擔心的課題，連中學校長也曾經提醒我不管怎樣還是要盡力考上大學（言下之意大概是「不要沉迷寫作」？）。
關於小說作者和學生身份如何共存，在我而言常是毅力和重要性的優先次序問題：能否在學生時期一直寫作，以及面對兩個身份的衝突時，要以何者為先。交功課要準時，交稿也是；溫習需要時間和精力，寫作也是。中學時代還好，總不能逃課或是不好好讀書，但是進了大學，學業上似乎多了自由，中學時期相對穩定的平衡也就容易被打亂。
現在的我想盡量讓學業和寫作共存，誰也不為誰讓路太多：盡量不要以寫作為理由逃課或是不好好溫習（趕交稿除外），也不能以學業忙為理由不繼續寫下去（因為所謂的「忙」常是懶惰的惡果，時間明明很足夠）。這需要自律，也需要清楚自己的底線在哪裡，面對兩者的衝突時才能作好時間分配，也能讓身邊的（大）人們安心。
聽起來好像很苦呢，寫作明明像是多麼隨意、多麼輕鬆，卻要不時掃興地提醒自己不能太過隨意。只是若是沒有足夠的自律管理好自己的時間，我想我是沒可能在高中時寫出《據報有人寫小說》來：要一邊準備高考、一邊在課外活動裡扛起很大的責任，還要讓自己每星期都能寫出滿意的作品。同時拋弄三隻雞蛋雖然未至於最出色（我在課上睡覺的報應最終出現在某幾科的成績裡），但至少沒有搞砸任何一方；現在回想起那時（難得一見）的毅力，我想，寫作的確是件很重要的事沒錯。
from 教城寫作有序
（有朋友看過後急不及待投訴怎麼語調變得太認真太冷靜了。因為我為教城寫「寫作有序」時，先擅自假設了讀者是中學師生嘛。我想像自己是在早會禮堂裡喃喃自語，總不能太佻皮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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