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可以問，妳到底是不是一個lesbian。
（噗嗤。原來腦袋裡有什麼斷掉時真的會有聲音。）
我如此直接的質問可是有原因的。妳沒有男朋友，也沒有前男友。妳和公司裡的男性對話時沒有把聲調提高、眼神也沒有變得輕柔；妳沒有留長髮，也沒有穿年輕女孩喜愛的粉色甜美日系短裙，當我細看妳汗衫背後的起伏，我沒有看見橫跨肩胛骨的幼細肩帶。妳沒有在傳統的背扣胸圍和運動型內衣之間選擇前者，也不曾穿著高跟或展露腳背的女鞋。這些或許都不代表什麼可是那並不重要，重點是，為什麼我不可以直接問妳——當我確信妳的確是一個lesbian？
（中學時最好的朋友以為我愛上了她，那是我第一次被人質問我是否同性戀者。質問，不是開玩笑的無意義的問，不是半生熟的朋友的八卦的問，也不是善意的關心的問；而是，迫使我提供答案而我將因答案而被評斷的，彷若拷問的，質問。我看著她的眼睛說我沒有愛上妳然後我就流淚了，她仍嚴肅地說，那妳證明給我看，妳去交個男朋友，來讓我相信妳真的不是同性戀者。我仍看著她的眼睛，我以為她可以看見那晶瑩的意義，記得我本來就沒幾個朋友、記得我們同在女校唸書、而她已是我以為最理解我想法的朋友，可是她仍是自以為擁有知情權地作凌駕於禮貌和常理的要求。她是第一個我暴烈地失去的朋友。）
而你呢，你是不是因為太窮才沒有一起湊錢捐給那個在網上說需要醫藥費的內地女孩？我這次也不是無的放矢：你不使用幾乎每個fresh grad男生都有的名牌公事包或銀包或內褲，你不抽煙也不噴古龍水，更不會每個月買一件新的襯衫或領帶或毛衣。你不曾主動邀請公司裡的任何人一起出外用餐，而你也不曾應邀到set lunch$88起+10% service charge的餐廳吃飯。你錢包裡沒有白金卡也沒有超過五百元現金。當證據如此確鑿地指明你就是窮人，為什麼我不可以問你是不是沒有匿名地捐錢？
（考大學時我完全不敢選擇醫療學科，儘管我的理科成績好得無法挑剔：我害怕，我害怕在走往醫療行業的路上我會發現自己的確是一個同性戀者，那我還應該繼續走下去嗎？如果我在面對病人時才發現那真相，我應該引咎辭職嗎？而那咎到底從何而來，當在那假想的情狀裡只有我自己一人懷抱著那如雞泡魚般多刺而確鑿的真相？如果那咎自我自己裡來，那我該如何擺脫那樣的罪咎，當我無法歸依宗教、羞於向任何人求救、並知道哪種輕易獲得的藥物能讓我死得痛快而美麗？我違背著所有認識的人的期望地選擇了我毫無興趣但最「直」的工程系，只要不被自己或別人發現，怎麼樣都可以——去見一直以為我會成為醫生的爺爺的最後一面時，我仍然如此相信，仍然沉默。）
妳呢，妳兒子是不是嚴重自閉兼智障至面容扭曲的？我會這樣問是因為妳不曾像其他有孩子的同事般把孩子的照片貼在辦公桌上或手機桌面上，也沒有和其他同事交換英語playgroup或名校入學的資訊；妳沒有每半年一次請假去出席孩子的家長日，沒有在bring-your-kids-to-work day把兒子帶來跟其他同事的孩子們玩，也不會為兒子辦滿月宴或生日會，讓我們也看看妳的兒子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而且昨天我看見妳帶著兒子去醫院覆診。當我已經知道真相，為什麼我還是不可以大聲的在全公司的人面前要求妳的確認？
（我仍然不敢戀愛。我不敢對任何人發動追求，男或女，也不敢接受任何追求者，男或女，我不敢做任何或許會確認自己性向的事情，我害怕那異常地長壽的疑點之所以長壽就是因為它從來都是真相。我不敢在家裡貼何韻詩的海報，因為我不敢引起父母的聯想。我不敢看會出現同性戀者的電視劇或電影。我不敢參加中學同學的re-union因為我怕我會再次想起那次暴烈的決斷，那些不敢在同學面前換運動服的午後，那些幾乎下定決心引咎自生命辭職的晚上。我不敢把自己置於任何會被提醒或是質疑的環境裡。然而——）
喂，基婆，妳哭什麼，妳有抑鬱症嗎。
121204
（註：千金是惟一一個曾經讓我動怒的孩子。某天午後她在課室的角落做功課，仔走向她、拿起她的某件文具；在我可以為「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的仔居然對別人的物件感興趣並主動靠近對方」這件事暗喜前，她便以驚人的音量叫他走開，並大喊，自閉症，自—閉—症，以確鑿的重音和毫無掩飾的厭惡——我走到她桌邊，以最嚴厲的口吻說，妳不可以說那樣的話，不可以隨便說他「自閉症」，然後她狠狠地對我說：可是他就是「自閉症」啊！
接下來浮現的那句「如果我叫妳『孤兒院』妳會作何感想」被我吞了下去。如果我就此傷害了千金的自尊或是在她心裡留下了陰影，我豈不是和我正要責罵的她作了同樣的事？從不擅長面對面衝突的我無言而對，就這樣輸掉了。事後我想了很久，都不知道該如何回答。當別人理直氣壯地問我一些極度insensitive的問題時，我又該如何自處呢？
我只能暗自決定往後我不要當像千金那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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